当今的礼县，为什么被称为“秦皇祖邑”和“三国胜地”呢？
这是因为礼县是秦人、秦国、秦文化的发祥地，是秦始皇的老祖宗建立过秦国国都的地方，是秦人崛起和东进关中平原时的“革命根据地”和后勤保障的大后方，是大秦帝国的摇篮和“天坛”所在地，所以，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大堡子山秦西垂陵园”发现后，在众多文献资料和越来越多的考古成果支持下，礼县就被学术界定义成了“秦皇祖邑”；又因为在三国时代，诸葛亮为了完成“先帝”匡扶汉室的“未竟之业”，在北伐曹魏“六出祁山”时曾经兵临礼县祁山一带，祁山一下子就成了蜀魏两军必须争夺的战略要地，祁山山麓下的西汉水两岸就成了军事前沿阵地和两军交锋时的主战场，西汉水北岸一峰独峙的祁山堡则成了诸葛亮的军事指挥部。后来随着历史小说《三国演义》的深入人心，“六出祁山”就成了诸葛亮北伐曹魏、匡扶汉室的代名词，祁山就逐渐变成了一个三国历史文化符号，而始建于南北朝时期的祁山堡武侯祠就成了中国五大武侯祠之一，所以礼县就被世人叫成了“三国胜地”。
展开剩余82%在秦人崛起和诸葛亮“六出祁山”的过程中，秦先祖在礼县创业时留下了许多历史遗迹，蜀汉大军与曹魏大军在礼县交战时留下了许多动人故事，出土于礼县的成千上万件能够见证当年风云激荡的各类文物，以及数十处秦文化和三国文化的历史遗址，既成了“秦皇祖邑”和“三国胜地”的历史见证，也成了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成了发展当地文化旅游产业最为珍贵的人文历史资源。
1919年在礼县红河镇王家东台出土了一件青铜器，就是现展藏在北京国家博物馆的国家一级文物秦公簋。秦公簋是春秋时期的秦国礼器，是用来盛放祭祀食品的器物。秦公簋器身和器盖内著有铭文105字，铭文记载的是秦先祖“十二公”开疆拓土，发展生产，让秦国国富民强的战功与政绩，是研究早期秦史的重要实物证据。秦公簋的问世，不仅对研究早期秦史、探索西都遗址做出了重大贡献，而且为研究古文字、活字印刷和书法艺术，提供了十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该簋出土后，先被横河镇（1958年以前红河叫横河）的当铺“聚源当”按“废铁烂铜”收购，后辗转流传于天水、兰州等地，在兰州时该簋曾流落到一家商肆的厨房里用于盛放残汤剩饭，偶遇识家被其高价收购，于是名声大噪，几经转手后，时任甘肃督军的张广建将其带到了北京。当时，秦公簋叫做秦公敦（dui）。1923年，王国维在北京见到秦公簋后欣喜异常，爱不释手，考证研究后，很快就发表了他的研究文章《秦公敦跋》，文章面世后，秦公簋一下子闻名天下，在学术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后来郭沫若发表了《秦公敦韵读》，商承祚发表了《秦公敦跋》，胡受谦、李学勤等一大批近当代秦汉史研究专家都对秦公簋有深入的研究，并且都发表了专门的学术论文。老一辈学人们关于秦公簋研究的学术成果，对当代的秦文化研究工作一直产生着直接影响和指导作用。
1935年张广建的儿子将秦公簋以2000块银元卖给了大兴县的冯恕，冯恕随即将其捐献给了故宫博物院，1959年秦公簋由故宫博物院移交到了新建成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即现在的国家博物馆。
冯国瑞在《天水出土秦器汇考》一书的自序中说：“民国八年（1919年），天水西南乡出土铜器颇多，旋即散轶。今传世秦公簋初流传至兰州商肆，置厨中盛残浆，有贾客以数百金购之，其名乃大著。后为合肥张氏所得，携往北平。十二年（1923年），王静安先生即为之跋矣，于是举世皆知”。
李学勤在1998年发表的《探索秦国发祥地》一文中引用了王国维《秦公敦跋》中的这样一段话：“西者，汉陇西县名，即《史记·秦本纪》之西垂及西犬丘。秦自非子至文公灵庙皆在西垂。”紧接着李学勤又说：“王氏的说法是对的，因为秦已有西县之名见《史记·周勃世家》。秦公簋出土于天水西南乡，证明了西县位置，也和最近的发现相呼应”。李学勤说的“最近的发现”，指的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礼县大堡子山秦西垂陵园的发现。秦公簋的出土地礼县红河镇和大堡子山秦西垂陵园所在地礼县永坪镇都位于天水市的西南方。李学勤在《探索秦国发祥地》一文中还说：“甘肃清水、天水、礼县这个区域是秦国的发祥地”“清水、天水、礼县区域的考古，无疑是大有可为的。对当地遗存采取严格的保护措施，尤为必要”。
上世纪九十年代“礼县大堡子山秦西垂陵园遗址”的发现，破解了中国历史上“西犬丘在哪里”和“秦人是在那里崛起的”两大千古历史谜团，证明了王国维、李学勤等老一辈学人的渊博严谨和真知灼见，证实了礼县就是西犬丘，秦人就是在礼县崛起的，礼县就是秦人、秦国、秦文化的发祥地，于是，“礼县大堡子山秦西垂陵园”的发现就被世人誉为“中国考古界二十世纪，继敦煌藏经洞和秦始皇兵马俑之后的第三大考古发现”，被评为2006年度全国考古十大新发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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